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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第4页）

母亲手很巧，很会绣花。她总是自画自绣。乡里人很夸赞她。但她画的荷花上，荷叶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们后来笑她，她说：“我是全凭一个人想出来的，那比你们有甚么画谱、画帖呢。”

母亲的性格当然也是自负心很强的。

家庭中的长辈，除父母而外，影响到我生活上的人很少。我出世的时候，祖父母已经过了世。伯叔辈有他们的僻见，虽然同居，和我很少发生关系。家中还有一位很老的曾祖母，她是活上了一百岁才死了的。她和我相处的日子很浅。多少有点关系的要算她的百岁坊的建立罢。

她的百岁坊建立的时候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坊表立在乡场的北端，刚刚成为了沙湾场的门户。那建筑工事的本身，有许多文字和雕塑的装饰，这或者在我后来的文艺的倾向上有点潜在的作用。

工事的开端是面基底，那真是再慎重、再周到也没有。最初是去浮士，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其次再一层一层的用大石、细石、木材、瓦粉等把那坑陷充实起来。再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由一片一片的砖砌成一座很高、很庄严的华表。

坊上用的砖是自己烧的。特别在远处请来了有名的匠人，砖上塑有不少的浮雕式的人物。这当然最能使我们小孩子喜悦了。烧砖的地方可惜是在离家三十里的千佛崖，我不曾去看过那塑像怎样构造，在做小孩子的当时真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家里的规矩是除跟着大人之外不许一个人走出离家一里路以外的。要往千佛崖去，那简直就和我们现在要往埃及去看金字塔一样的困难了。

千佛崖的本身本来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那如它名目所表示的是在临河的崖岸刻着有许多佛像，虽然并没有上千，但也有好几十个。小时候并没有考查过那是甚么时候凿就的，可供考证的资料除佛像的本身外甚么也没有，没有碑铭，也没有寺院。这些东西在古时应该有的，但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是连痕迹也没有了。佛像已经是很有年代的，露天地经过了很久的风化，有的面目已很模糊，有的更连影子都没有，只剩着一个空的石龛了。这或许是唐代的旧物，受了嘉定的大佛寺凿成大佛岩的影响，有甚么苦行的大师到那儿去驻锡，才在壁上刻出来做纪念罢？这当然是我一人在这儿发出的空想，但要真正决定千佛崖的年代事实也并不困难，由佛像的样式可以考出，由地层的研究也可以考出。但这些事情怕只好等到理想社会实现以后的考古学者了。

千佛崖本身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在那儿又有许多匠人在砖上塑像。我小时是怎样的想去参观哟，但我们家里不许可。我们当时的家塾生活，不消说也是没有星期的。

四

父亲自己虽然失学，但他在我们几辈的教育问题上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家里自己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一位专馆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焕章，是一位廪生。他是犍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因为这样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们家里人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甚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这儿是有几个原故。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罢。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些，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嗝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像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像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甚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扑作教刑”，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读书是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爿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节，断一节。打在皮肉上的总是节头。

我发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罚。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来，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这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疱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项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疱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像这样的刑罚我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骂我们的时候就说是“牛皮子在痒”——其实何尝是痒和搔痒的那样轻快的事体呢！

除这“笋子炒肉”的刑罚之外，我们还要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罚站，罚跪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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