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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耕（第1页）

根据家谱上的记载，或者更准确些，根据家谱上的说法，罗小满家，罗小满的娘家，原本应该是山西人……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朝末年，天灾人祸促使下，“驱逐鞑虏”煽动下，刚太平几天的中华大地，再一次陷入动荡和纷争。而河山省，成为当时反元起义的主战场之一，十余年间，大打三六九，小打天天有，各路豪强你方唱罢我登场，田园荒芜，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哀鸿遍野。

“反元起义”，严格讲，这个定义只有一半是准确的。“起义”没错，或者说，“起”没错，揭竿而起的“起”，至于算不算“义”，就不好说了，反正历史，至少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而“反元”，则基本上纯属瞎掰，也就刚开始时还能沾上点边儿，之后大部分时间，一直是“起义军”内部打来打去。蒙元统治者，确切些，还没来得及汉化的蒙元统治者，早跑回大草原上，接茬儿牛肉干就酸奶了。

史料记载，连年征战的河山省，人口锐减，至洪武初年，总户籍只有元朝鼎盛时期五分之一左右。为充实人口，尽快恢复国力，明中央政府决定，从当时受战争损失较小的山西，大批征调移民，“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输往各地……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罗小满家就是这样，原籍潞安，也就是今天的长治，洪武年间迁来河山，安置在受战乱之苦尤甚的中州市（府）平泽县。半是诱骗，放出话说只有“广济寺大槐树”附近人家可以不移民，中国人有信谣传谣传统，十里八乡全举家往“大槐树下老鹳窝”躲，到了那儿就都被弄起来了。半是强迫，汉语中将上厕所隐晦说成“解手”，据信就来源于此，移民过程中，男女老幼反绑双手，由官兵押送，需要方便时，只能央告“劳您驾，把手解开一下”，久之就简化成了“解手”。

刚从山西迁来河山时，大家都一样，跑马圈地，反正四处荒无人烟，地有的是。骑上马跑一圈，马蹄印为界，以内的地都是你的，罗家人聚居的龙山乡，大罗屯、小罗屯，都是这么“圈”来的。

白驹过隙，中国人最擅长的多子多福，开始发挥效力，明朝中后期，平泽县人口已接近百万，曾经空旷辽阔的原野，开始挤满村舍，似乎永远也享用不尽的资源，也变得不够分赃了。于是乎，贫富差距慢慢出现，并不断加剧，一个村落中，原本都是一家人，渐渐分出三六九等，而罗小满所在这一支，正是其中的佼佼者，用今天的话说，人生赢家。

康乾时期，罗小满家的家世达到极盛。与那些“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书香门第不同，罗家人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对“学”，他们不感冒，对“仕”，人家也没什么兴趣。就是一门心思，攒钱，然后买地，再攒钱，再买地，按照《一九四二》里“老东家”的说法，“知道咋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莫说大罗屯、小罗屯，就是整个龙山乡，放眼望去，除了“纵饶夺得林胡塞，碛地桑麻种不生”外，大凡能长庄稼的地，差不多有一半是他们家的，人送外号“罗半乡”……

出北京正阳门向南，与天坛相对，有一座名为先农坛的古建筑群，“坛于田，以祀先农”，与风伯、雨师、灵星、社、稷并列六神（不是花露水）之一。每年开春，一般惊蛰这一天，“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皇帝率百官来到先农坛，举行祭祀农神，也就是炎帝的活动，祈祷新一年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进而国泰民安（这是关键，至少对他是关键）。

“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之外，祭祀先农坛时，还有一项重要内容，皇帝本人，要亲自下田耕种一番，当然只是象征性的。一般来讲，行此礼之前，先要在中南海内一处田间（据传是当年顺治、康熙试验水稻用的）排练一下。觉得差不多了，正式拍那天，先农坛观耕台下，左手扶犁，右手持鞭，前面两个人拉着牛，在其实早就事先翻软的地里来回走几趟，明朝四趟，清朝三趟。这块田叫演耕田，也叫亲耕田，不大不小，一亩零三分，“一亩三分地”的俗语就是由此而来……

根据罗家家谱上的记载，是记载，不是说法，章学诚评《三国演义》“七分实，三分虚”，这回属于“七分实”范畴。类似帝王家“演耕”，罗家有所谓“首耕”的规矩，据传是罗小满八世祖，也有说七世或者九世，反正是“孝景帝玄孙，中山靖王胜传贞、贞传昂、昂传禄、禄传恋、恋传英、英传建、建传哀、哀传宪、宪传舒、舒传谊、谊传必、必传达、达传不疑、不疑传惠、惠传雄、雄传弘、弘传备”，不才刚好是你叔，两百多年以前定下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那天。一大早，历任罗家族长，如果年纪大了或者身体不好，也可让长子长孙代表，到河边挑上第一担水，用以“引龙”。取灶灰和谷粒，在庭院里“画仓子”，祈求“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再将准备好的龙鳞饼、龙须面分与众人，象征乐善好施、积德积福。

接下来，就该到实践“首耕”的时候了，附近几个村子，凡是罗家的地，类似今天洋快餐运作模式，不管“直营”，自己请雇农耕种，还是“特许经营”，租给佃户耕种，开年第一犁，一定要由族长来下。和很多政策法规一样，制订这条家规的初衷其实没什么错，无非是想让子孙勿忘“粒粒皆辛苦”，或者拔高些，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但随着罗家土地越来越多，多到除管家和账房之外，没人清楚究竟有多少，“首耕”也渐渐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皇帝老儿尚且要扶犁在演耕田里走上三四圈，罗家则完全是过场，懒驴上磨，稍微意思一下就完了……

这倒也没什么，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借用总书记的话，“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虽然只是个形式，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让美国顾问团看看，咱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问题的关键在于，罗家所谓“首耕”，还有另一重，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重含义：

按照“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也不是哪个缺德损八辈的老祖宗，更进一步，谁给这位老祖宗的权力定这种规矩，大概又是“历史和人民”。大罗屯、小罗屯方圆，没出五服近支亲族除外（还知道不能窝里吃窝里拉），有一家算一家，凡有嫁娶之事，至少在理论上，新娘子的第一夜，必须要和罗家族长，或者他指定的人（一般是儿孙）过。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婚姻合法性的确认方式大有不同，民国登报声明，现在大红证书，很多西方国家教堂公示备案，而传统社会，则是进祠堂、入族谱。想当年，左近几个村子，无论哪一姓、哪一房，祠堂、族谱都掌握在罗家族长手中。换言之，不让他“首耕”，那对不起，工商总局商标注册专用纸没了，进不了祠堂、入不了族谱，属于“野合”性质，生的孩子也是野孩子，死了也不放过你，孤魂野鬼，不能进祖坟。

当然，具体操作过程中，罗家的“首耕”，直白点儿，初夜权，并不一定真要行使，或者说，并不一定每次都真要行使。毕竟，大部分庄户人家的“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白送给人家，人家还未必能看得上呢，但权力本身，是“自古以来”客观存在的，无可争辩。正因如此，这件事，一直都是悬在村民心头的一根刺，只是摄于罗家威势，敢怒不敢言而已……

“斗地主”、“打土豪”，提起这些词汇，人们首先想到，一般都是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或者早些，对于老区来说，土地革命战争。可事实上，追本溯源，这一手儿并非红色政权首创，早在“大革命”，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民族、民权、民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民政府也干过。

平泽县就是这样，1928年初，北伐军攻占河山省全境，改组各市县政府，乡村一级则成立了农会。盼星星盼月亮，大罗屯、小罗屯左近百姓，终于盼到翻身的一天，开仓焚契、分田分房之余，惩治恶霸提上议事日程。甭问，首当其冲自然是罗家，那时候，罗小满的高曾祖还健在，年事已高，由他的曾祖当家。管你多大岁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父子俩，外带各自的兄弟子侄，二三十口子一起弄到打谷场上，几个村子男女老幼轮番“首耕”，没到天黑就都一命呜呼了。

众人还不解气，隐忍了这么多年，用那位“鹰派”的话说，“民X派若得势，共X党人骨灰都难留”。抄家翻出族谱，一级一级捋，从“正派玄孙”，到远支亲族，只要和罗家，或者说罗家这一房有瓜葛的，一个不留，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

虽然当时的形势很乱，县里乡里无暇自顾，只能任由暴民折腾，但“雅各宾派暴政”，并没能持续多久。原因很简单，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大家很快发现，无论大罗屯、小罗屯，还是附近几个村庄，往上牵连几代、十几代，从最富的地主豪强，到最穷的贫佃雇农，其实都血浓于水，再杀，就该杀到自己头上来了。推而广之，谁是亲人，谁又是仇人，谁是中国人，谁又是外国人，说到底都是一家人，害“自己人”害得最深最狠的，能且只能是“自己人”……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也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往日积攒下的那点儿“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才显出它的价值。

罗家有个长工，人称“路三儿”，从身份讲是长工，整天跟在主人左右，倒比管家混得还有脸。早年间，罗小满高曾祖曾经帮过他，路三儿是个讲究涌泉相报的人，罗家大厦呼喇喇时，跟赵氏孤儿故事里那个义士程婴类似，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当然，他的孩子也没什么危险，冒死将还不大懂事的小少爷，也就是罗小满的爷爷，偷了出来。

路三儿不是平泽当地人，原籍四海市东极县，也不姓路，而应该姓宋，和阿庆嫂一样，家里本是在路口开茶棚的，行三倒是没错儿。从小，混不吝的“路三儿”就是争勇斗狠之徒，四处与人茬架，动手前，照例来将通名，某的刀下不斩无名之鬼，报一声“我路口儿茶棚老三”，或者“我路口儿老三”。对方还没听清楚，就已经拎着家伙上了，久之，“路口儿老三”变成了“路三儿”，就连身边的熟人，也都以为他真的姓路了。终于有一天，路三儿惹上人命官司，畏罪跑到平泽县，刚好遇到罗小满的高曾祖，见其“须如猬毛磔”、“由来轻七尺”，倒是个看家护院的好角色，便收留了下来。

东极县，也就是今天的四海市半岛区。原本是座海岛，或者说是一组海岛，唐末、宋末、明末，都曾有效忠旧政权的余部退守于此，意图东山再起，“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当然，东山再起的事儿后来都没成，随着河流冲积，海岛也慢慢和陆地连成一片，今后若再有人想“中土万里，尽被腥秽，一隅海东，独保干净”，怕是也没地方去了。

带着罗小满的爷爷，那时还只是个孩子，路三儿跑回东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跟当初李白被流放中亚的先祖一样，没敢直接回“路口儿”，找了个偏远渔村，凑合安顿下来。那时候的中国，无论城乡，做工还是种田，都要有户籍，唯独渔民，只需纳税即可，不上户口也没人管。其实路三儿也是多此一举，罗家虽然犯了众怒被“首耕”，但终究不是什么钦犯，用不着这么惊弓之鸟。

“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从此，罗小满的爷爷，便跟着路三儿，在海边靠打渔讨生活。历代日本天皇，娶的都是藤原家的女儿，辽朝皇后，一水儿全姓萧。从平泽逃到东极后，罗小满的奶奶，是路三儿的闺女，罗小满的妈妈，是路三儿儿子的闺女，罗小满表哥，以及堂弟娶的，则分别是路三儿闺女的儿子的闺女，和路三儿闺女的闺女的闺女……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个渔民，无论罗小满的爷爷、爸爸、叔叔、姑姑，还是兄弟姊妹，只要是这一根秧上的，都不算太合格。倒不为别的，主要是晕船，三代赶海，这个毛病始终固执地遗传着，全靠药盯着，遇到风急浪大，仍旧黄的绿的一股脑儿倒腾出来，没少被人笑话。

可尽管如此，她家的日子，至少附近几个渔村，始终是过得最好的。祖上世代和土地打交道，连大海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可罗家子孙很快发现，至少在中国，打渔和种地，并无本质区别。解放前，罗小满爷爷不到二十岁，就成为村里最年轻的船东，“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着吹海风、晒日头的雇工像鸬鹚一样将鱼吐出来。公私合营后，罗小满父亲做过大队政委（船队半军事化管理），改革开放，又是最先搞承包、最先搞个体、最先搞私营渔业公司的。

还是罗小满堂弟，也就是娶了路三儿闺女的闺女的闺女那位，总结得好：“中国没有渔民，只有打渔的农民”，后来又加了一句：“中国没有海军，只有出海的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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