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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张士诚在苏州起兵称王,教书之余决心立志着书济民劝世。施耐庵又惧于文字狱,于是便以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的故事曲笔为书。罗贯中帮助整理书稿。他们在书肆中翻找各种有关宋江起义的记载,逐渐写成此书。
施耐庵开始在河阳山隐居写书,后搬到白驹场。书中许多的景物描述,多取材自他隐居地周围的自然景色,其中梁山泊的描写被认为是以张士诚起义地的得胜湖、小阳山为背景。而书中的好汉的人物原型则许多来自张士诚的部下。
帮助他写书的不仅有亲戚和门人罗贯中,还有好友鲁渊、刘亮、陆谦等人。
施耐庵被朱元璋关进狱中后,关于他出狱的原因有不同的传说[2]。一种说法是他又写了一部《封神演义》,朱元璋看过后觉得完全是胡言乱语,因此释放了他。另一种说法是《水浒传》后五十回受招安的内容是在狱中完成,朱元璋看后觉得不是歌颂农民起义,于是释放。但是《水浒传》还是被查禁。
施耐庵去世后,罗贯中将书稿整理后准备去当时刻书中心福建建阳刻印。但是当地无人敢印这部书。罗贯中无奈,只好留在当地等待时机,并且又对《水浒传》重新进行了整理。不久后,他也染病去世。直到嘉靖年间,由朝廷派去攻打倭寇的宗臣得到罗贯中后人进呈,付诸刻印。
施耐庵《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施耐庵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施耐庵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朱升(1299年-1370年),元末明初徽州休宁(今属安徽省)人,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1341年中举,任职池州学正,后辞官隐居石门。因为他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采纳而闻名。
1367年被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1368年进翰林学士,定宗庙时享斋戒等礼,预修《女诫》。1369年,辞官隐退。朱升治学严谨,存世仅《前图》2卷、《枫林集》10卷,并为多部经典旁注。
朱元璋苦战20多年,在南京即了皇帝位。朱升的好日子似乎正要开头,这时,他选择离开。
果然,朱升离开南京后,南京有了血腥之灾。朱元璋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由于看到功臣占据高位,儿孙十分文弱,为保万代江山,先后杀死、毒死、逼死刘基、徐达等功臣。
晚年,朱升在远离南京的休宁老家,写了一首临终诗:“留心垂半世,藏体付千年。海内风尘息,城南灯火偏。亲朋何用哭,含笑赴黄泉。”
杨维桢(1296——1370)元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廉夫,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故时人又称其为“杨铁崖”),他喜欢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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