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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4章 他为何要杀害妻儿1986年吉林庆丰小区329双尸案（第1页）

1986年3月29日上午，人们在吉林市庆丰小区的一座五层楼房内的缓台处，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

女尸微睁着双眼，半张着嘴，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而没说出来；男孩较安静地仰卧在血泊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接到报警后，吉林市公安局安排大批警力赶赴现场。通过现场勘察和周围访问，杀人凶手直指——女尸的丈夫、童尸的父亲杜晓范。

3月29日下午，杜晓范被依法逮捕，很快就交代了所有罪犯。

杜晓范，这个凶残的杀人犯，在吉林市几乎无人不晓，这是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残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程跃辉和自己的亲生儿子杜云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靠助学金读完中学和中专、17岁参军、19岁入党、25岁提升为独立营副政委、在地方曾担任过区税务局副局长、市税务局行政科副科长、基建办负责人等职务的他，可以说一生中完全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是什么促使他犯罪？又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上的呢？这还得让我们从他的身世和经历谈起。

1944年7月22日，杜晓范降生在吉林市郊区二道河乡河东村一个下中农的家庭，他父母都是老实厚道的农民，全家靠种地维持生活，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杜晓范勉强读完小学就无力继续念下去了。于是靠申请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并考上吉林市化工技校。他深知自己能到中专学习不容易，十分珍惜党和人民为自己创造的学习条件。他的学习和思想在校内都是出类拔萃的，被推选为校学生会学习委员。

1961年7月，轰动全校的征兵运动开始了，他在给学校领导的申请中写道：“尽管我现在还不算适龄青年，但我有决心、有信心投身这火热的运动之中，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是不可侵犯的天职，服兵役是每个青年的光荣义务，当祖国需要我时，一定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为祖国立功，为人民立功，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

由于他的良好素质和诚恳的要求，部队破格吸收了他。

入伍后，他有幸被分配到一个战功卓着的荣誉连队。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屡建大功，是该军的拳头和尖刀。在攻打锦州时获得“尖刀连”称号，解放天津时获“攻城先锋”，在一次阻击战中罗荣桓元帅亲自题词，授予该连“守如泰山连”称号，在朝鲜战场上，该连以七比一的战绩重创美陆军一师，打出了军威、国威。在这样的环境里，杜晓范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很懂得在这个连队里只要努力工作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他在战略战术、摸爬滚打等军事科目上做到了样样精通，成了当时大比武的尖子和一个让同龄人眼热的佼佼者。

6年的时间，他从普通一兵提到了该连政治指导员，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在这以后他曾因在大庆支左时与油建商店女售货员乱搞恋爱，将该女领回家连住7天而受到团监察委员会给予的党内警告处分，但仍然没有影响他提任独立营的副政委——副团职的政委。

然而，人的一生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他在通往锦绣前程的道路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1968年8月，杜晓范被派到磐石县石咀备件厂去支左，为了深挖备件厂所谓的“石咀矿山国民党地下接收委员会”，在军代表负责人的授意下，杜晓范亲自在该厂举办了“敌伪人员学习班”，把一个在解放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护矿队当成了“国民党地下接收委员会”。并在学习班设了刑讯室、隔离室，组织了20多人的执勤队，动用了三角带、鞭子、手铐和绳子等刑具。工人们称这个班为“老虎班”，给厂内带来了一片恐怖。

在办班期间，他不做任何调查，搞刑讯逼供。工人王士林是1958年入党的老同志，杜晓范一开始就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莫须有罪名把他揪了出来。王士林因身体不好，不到两个月就病重住了院。住院期间，杜晓范还去审讯过。王士林当时大口吐血，因害怕挨打就胡乱“咬”了一些同志，杜晓范对他的口供不做分析和研究，供一个揪一个，先后揪出了20多名同志。

李景明是夹皮沟金矿的党委书记、矿长（原备件厂工程师），杜晓范派人以协商事情为名将他骗到了备件厂，一下车就对他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台戏就等你来唱了。”然后把他送到了一间不动烟火的冷屋子里。李景明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关押起来。在杜晓范亲自提审他时，他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还讲了自己的苦难历史和参加共产党的经过，对杜晓范的无理审讯进行了斥责，由于几次提审都让他站在烧旺的火炉旁烤，眼睛被烤坏了，不带镜子看不见东西。

张海涛同志是富太公社柳杨大队社员，1968年10月中旬，杜晓范以“国民党石咀铜矿接收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罪名把他揪到了备件厂，并参加了对他的审讯，当张海涛说到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时，杜晓范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张海涛，你老实点！”边喊边脱棉上衣，拿起三角带朝张海涛的腰部抽了六、七下，又上来几个人把他推倒，杜晓范又用穿皮鞋的脚朝他的脖子踢了两脚。由于张海涛同志多次受刑，导致胳膊经常疼，不能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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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才同志是1952年入党的八级电工，1968年10月中旬，被以所谓“国民党纵火犯”罪名揪了出来。12月22日下午，杜晓范在学习班工作人员办公室亲自对他进行了审讯，这次虽然没打，但是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使他的精神特别紧张，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审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夜，张国才趁上厕所的机会，在旧坑道上吊自缢身亡。

在杜晓范的亲自主持研究策划下，备件厂出现的这起假案使22名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有厂级领导2人，科级5人，工人15人，这些同志的身心健康不同程度受到了损伤，一名同志致残，一名同志死亡。

在备件厂支左的同时：杜晓范还兼管吉林市凿岩队石咀工地的支左工作。10月，该工地的一派群众组织向他汇报发现了一起“特务”案件，他听后没做调查，当即做了三点“指示”：一是抓紧整理材料，否则空口无凭；二是撒出人马，扩大线索；三是把工程队控制起来，一律不准下山，做好保密。

事隔十几天后，群众组织向他汇报了调查情况，他看了两份材料，认为这起特务案确定无疑了，对揪出来的九名同志亲自进行审讯，多数同志被吊打、捆绑和关押。两名同志致残。

1976年，杜晓范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吉林市税务局船营分局任副局长。分管政工、后勤工作，他当时正年富力强，浑身充满了活力，办事利落，作风稳重、老练，军人风度犹存，不久就被评为地区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在此期间，他发挥了在部队做政治工作的特长，尤其是在做思想工作方面，备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利用业余时间到47名同志的家中进行了家访，有时背着孩子往返30多里路找同志谈心。

他很知道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别人，1978年春节，为了布置环境，需要有人爬到电线杆上拉铁线，这本应是年轻人干的活，可做为副局长的他却主动爬上电线杆子进行作业，大家看他在十分危险和吃力的情况下坚持拉线，都很受感动和鼓舞。然而，此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作为部队的通讯营政委干这件事不过是举手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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