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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第1页）

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眾的讚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於「沉鬱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

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的诗歌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於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沉、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顏、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於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

唐代的大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末王叔当永贞革新垂败时，反覆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抒悲愤。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鎪」的成就。陈善《捫蝨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蒋士銓《忠雅堂集》卷一《杜诗详註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胡应麟在《诗藪》中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鍊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

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於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於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

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為杜诗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証史，所以称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

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為村夫子。」

影响，中、晚唐写实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鄴、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

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啟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為诗，乃受杜诗影响。

李商隐诗浓丽沉鬱、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

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公之诗，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

唐人学杜诗的较少，叶少蕴《石林诗话》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王安石亦称「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

李调元《雨村诗话》认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

他在世时关於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於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然而，就像洪业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著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儘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

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鄴、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宋代江西诗派的始祖黄庭坚诗宗杜甫，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即為杜甫。江西诗派师法杜诗奇峭的一面，黄庭坚认為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而江西诗派亦要求字字有来歷。江西诗派亦喜用始於杜甫的拗体。

宋代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苏軾、陆游、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裡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

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叫《杜诗谚解》。他对日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

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最喜欢的作家。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裡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竟未选录杜诗。《河岳英灵集》亦未选杜诗。

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选中，除韦庄《又玄集》选杜甫七首诗外，其餘选均不选杜诗。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苏軾首倡杜诗「集大成」说，其《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诗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軾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眾矣，而子美独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飢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歟！」

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於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嚮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学家金圣嘆，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的《水滸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

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詮释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讚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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