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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3章疏漏（第1页）

在1943年的中国，除了抗日战争之外，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英美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争夺战。

去年，美国特使费正清就致电罗斯福，希望美国政府提升中美文化关系、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派遣美国学者到中国高校进行交流等，并得到罗斯福的鼎力支持。至于帮助中国学者解决生活困难，只不过是费正清计划中的一部分。

在费正清提出这个计划之前，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菲尔德就已经在做了，这也是罗斯福表示支持费正清的主要原因。

到了现在，英国人直接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大大加强了英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费正清更加坐不住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创建仅一周，他就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感快行动，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邀请大量中国学者进行赴美交流活动。

首批受邀赴美的学者一共有六人，分别为金岳霖、费孝通、蔡翘、刘乃诚、张其昀和萧作梁。其中金岳霖是哲学家，费孝通是史学家，蔡翘是生理学家，刘乃诚是法学家，张其昀是地理学家，萧作梁是政治学家，囊括了中国学界的方方面面。

这种文化影响战略是为长远打算的，后来扩展到了文化艺术领域。比如第四批受邀学者，有文学家老舍、剧作家曹禺、漫画家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

美国佬甚至把共党都列入邀请范围，共党方面准备派4名学者赴美，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最终并没有成功出行。

周赫煊不在受邀请之列，因为他自个儿以前就在美国各种交流，罗斯福犯不着再花那个冤枉钱。

常凯申虽然没有答应费正清给中国教授发生活费，但对费正清邀请中国学者访美却极为重视。他让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此事，并郑重其事地对受邀学者进行了五天培训。培训内容很简单，就是教导学者们基本外交礼仪，规定有损中国形象的话不能说、有损中国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

培训结束，常凯申还亲自设宴款待六名学者，并赠送了自己的签名照片。

七月，费正清带着首批访美学者齐聚周公馆。

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并花了两天时间跟这些学者进行探讨。

费正清说：“中美学者交流计划，是为了加强中美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互相了解。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认识不多，有些美国人甚至以为中国人还留着辫子。我们交流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美国认识中国。在此，我想选用周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中美学者交流书籍之一。”

“当然没问题，我会让迈克—劳尔图书公司发行英文版本，稿件翻译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周赫煊说。

费孝通突然说：“周先生，我对《万历十五年》有些粗陋的意见。”

周赫煊道：“请讲。”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文官制度，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个人拙见，周先生不必太在意。”

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属于文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

费孝通摇头道：“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文官制度有关，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来的。事实上，在明朝初年的时候，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进行田赋差役的政派，其中田赋大部分上交中央，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较宽松的权力，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

“请继续。”周赫煊认真倾听，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

费孝通继续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治安等等。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

“原来如此。”周赫煊豁然开朗。

费孝通又说：“其实‘一条鞭法’也非张居正首创，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由此可见，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

“多谢指教，我准备对《万历十五年》进行修改，再过几个月就出修订版。”周赫煊说道。

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他连忙说：“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

“能改则改，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结果还是被历史学家指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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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昀赞叹道：“周先生不愧为大师，治学态度之严谨，足为我等楷模。”

张其昀乃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地理大师竺可桢、史学大师柳诒徵，因此他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也有颇高造诣，且精通藏学、满学、蒙古学等少数民族学。

周维烈读高中时的地理教科书，就是张其昀主编的。他还跟戴运轨一起主编了高中物理教科书，跟林语堂一起主编了高中英语教科书。这三本教科书，抗战期间被中国的大部分高中所采用。

1949年初，常凯申不知何去何从，向张其昀问策。

张其昀犹豫多时，终于说了一句话：“上上策是退守台湾！”

常凯申心头一惊，立即把张其昀叫到密室里详谈。

在此之前，常凯申有三个选择，即退往西南、海南或台湾。而国党的大部分官僚和将领，都倾向于退守西南，最终底线也是盘踞四川，固守山川之利而静待良机。

其实这很好理解，日寇那么强悍都无法攻入四川，共党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就是如此想法，大不了以后统治“巴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