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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赛民族与文化（第4页）

另外一个原因是吉卜赛人顽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侍传统和风俗习惯，不易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招致其他人的反对。吉卜赛人的文化模式自15世纪以来没有什么变化，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尽量不受各国文化的影响。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这些不同时期的、弛名世界的著名作家笔下的吉卜赛人都具有颇为类似的特征。因而吉卜赛人看了这些作品之后都异常兴奋，甚至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自己民族形象的真实写照。这也说明吉卜赛人许多世纪以来并没有抛弃祖先遗留下的传统，因而不同时期作家的作品中，不同人物的形象都使人感到与现实生活中的吉卜赛人颇为相似。

从吉卜赛人被迫踏上征途的时候开始，直到目前他们的足迹踏遍全世界五大洲，不论是流浪的还是定居的吉卜赛人，他们都与所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脱节，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当地社会所排斥。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企图把他们纳入当地社会，使他们成为社会统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放弃流浪生涯，定居在各国；让他们改变过去的传统和文化，接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但是吉卜赛人总是想尽办法摆脱当局这些安排，继续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一致性。尽管吉卜赛人同他们最初到达的国家的居民混血很多，但他们的后代同样保持吉卜赛人固有的传统，并没有对这个民族集团的发展起很大影响，这使各所在国当局和大民族主义者十分恼火，把吉卜赛人看作是顽固不化的落后民族，是天生的流浪者，不能接受现代社会的文明。因此，这些长期被人歧视的吉卜赛人的处境就更日趋恶化，招致更多的歧视和迫害。

另外，吉卜赛人自公元10世纪从印度西北部经波斯向欧洲迁徙和流亡后，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吉卜赛人的坚强后盾。这也是吉卜赛人总是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原因之一。而且千百年来各国学者，甚至连吉卜赛人自己对于吉卜赛人的起源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不知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国究竟在哪里，只是根据种种设想和传说，或许来自埃及，或许宋自波希米亚。加上世裘的偏见和吉卜赛人不易被同化和顽固地保持自己传统的特点，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迫害就司空习惯、永无休止了。

华侨或者华族是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都有他们的足迹。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其中在新加坡，华族占全国人口的80%，在马来西亚，同马来族、印度族构成名地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在我国解放前，华族在各国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除少数上层人物外，大部分人也受到歧视和污辱，因为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没有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华族有自己的祖国，只是这个祖国不强大，遭受到歧视和污辱，那么吉卜赛人没有祖国，势必会遭到更大的不幸。由于吉卜赛人的起源没有搞清，印度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大家庭的成员，何况当时印度也同旧中国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

近几年来，印度政府对吉卜赛人的命运表示了关心，1974年6月印度议会发言人G．S．迪隆说：“欧洲吉卜赛人来源于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表示了对吉卜赛人的关心。某些西方学者希望印度利用她同东欧国家的特殊关系，去影响各国政府对吉卜赛人的政策，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地位。但是学者们的好心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印度政府所表现的某种关怀对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吉卜赛人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来改变受压迫的现状。

四、内部社会结构

绪言

许多世纪以来，吉卜赛人艰苦而顽强地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都是当地社会的最低阶层。目前在一些国家中对吉卜赛人的歧视，尽管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他们被排除在发达的社会之外，缺乏就业机会，只能从事人们所鄙视的、“下贱”的职业。他们做铁匠、马贩子、酒吧间的乐手和歌星，近一些年来有一些国家招聘吉卜赛人当清道夫、废品回收人，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市30%的收废品的小贩是吉卜赛人。还有一些吉卜赛妇女在大城市的广场上行乞。

吉卜赛人容易在以衣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找到就业的机会，那里到处存在和需要他们所擅长的职业，在当地的社会经济中比较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手工业早已奄奄一息，吸收手工业劳动的机会已日益减少，社会化的现代工业生生，改变了吉卜赛人所向往的自由不羁的生活和保持民族特色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吉卜赛人无法靠从事手工劳动而生存。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又使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已无力解决吉卜赛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了。

近些年来西欧和北欧的吉卜赛人的境遇日趋艰难，特别是那些较小的四处流浪的吉卜赛人共同体。西方国家对待吉卜赛人的态度和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和善的姿度要吉卜赛人放弃他们的身份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所谓现代化的“正常”社会；另一方面是对他们进行骚扰和同化，迫使吉卜赛人放弃他们传统的流浪生活，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东欧和东南欧的某些国家，在理治上把帮助不发达民族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是，政府在制定计划时对吉卜赛人的需要和愿望缺乏了解，实际上对吉卜赛人采取同其他国家一样的高压政策。强迫流浪的吉卜赛人停止他们的旅行，并鼓励定居的吉卜赛人接受当地各民族的同化，以提高社会地位。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在1969年曾允许其国内吉卜赛人召开全国代表大合，到1973年却改变态度，竟然阻止吉卜赛人在“五一”市前夕举行集合。斯洛伐克地方当局也曾破坏当地吉卜赛人的平静生活，把大多数吉卜赛人家庭强迫迁移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学家伊娃．达维多娃博士曾遮遮掩掩地说：“……不管怎么说，搬迁政策在消灭这些吉卜赛村落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执行过程中，并不总是征得吉卜赛人的同意，或者是没有充分了解吉卜赛人的特点。”

法国

第三部分已经谈到法国的吉卜赛人在法律上是受到歧视的。1969年1月3日颁布的法令中明文规定吉卜赛人外出时必须携带“通行证”，以便警察当局随时进行检查。另外，法国政府同意大利、西班牙政府一样，也曾发出通知，建议地方当局为吉卜赛人设立大篷车队的停车场，但是，政府既不强制地方当局这样做，也不检查上述建议的放行情况。实际上，队政府这些通知作出反应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几个地区，而且地方当局所指定的停车场所的条件很差，只是在荒地上建立了宿营地，那里连自来水都没有。在全国各行政区，有很多地方都挂着“茨冈人禁止入内”的牌子。这种对吉卜赛人明目张胆的歧视，似乎并没有引起法国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1974年3月，在赫尔德市议会所在地，发现了一个有10个孩子的吉卜赛家庭，此事使该市市长十分恼火，他亲自签署命令将这个吉卜赛家庭赶走。政府派人用推土机将这家简陋的木屋推dao，然后放火烧毁，并命令这个家庭将全部牲畜、家禽杀掉。这位市长大人这么做的原因是“为社会治安负责”。在其他地区，这类骚扰也是司空见惯的。1969年11月，宪兵队驱逐在塔米尼的洛塞附近一个树林里的70辆大篷车组成的车队。在此之前，在尼斯有9家吉卜赛人被驱逐，一个婴儿在被驱逐时丧生。1973年又有许多家庭遭到里尔警察当局的暴力驱逐。上述作法是对法律的公开践踏。这也反映出地方当局和政府的矛盾，他们无视政府的规定，用暴力驱逐吉卜赛人。但话说回来，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实际上得到政府的默许和纵容。

户瓦尔省的大工业城市南特，200-300户吉卜赛人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少数流浪的吉卜赛人被允许在罗歇莫里斯附近指定的场所停留，但是，禁止吉卜赛人从这里前往非吉卜赛人旅行者的宿营地。后来由于莱雷斯慈善协会开设了两个私营宿营地和市政府设立了一个公开宿营地，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1972年10月12日巴荣纳市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茨冈人的任何车辆在市内停留，他们只能在官方指定的一小块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任何卫生投设备，而且只能容纳两辆大篷车的地方停留。法律公布后，巴荣纳的吉卜赛人向市长提交了抗议书。

除了这些备受欺凌的、流浪的吉卜赛人外，还有1O万半流浪的吉卜赛人，他们居住在贫民窟的小棚屋里。而这些棚屋的地皮属于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私营公司和军队所有。1967年在洛塞一苏斯一博伊斯附近，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成员无可奈何地看着武装警察和士兵用推土机将吉卜赛人棚屋推dao。致使4000户吉卜赛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工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大部分私人财产，有的甚至连私人文件和现金都被推入土中。许多人到布尔歇机场附近的贫民窟中避难，而这里居住的是从西班牙加罗马尼亚迁来的吉卜赛人，因此，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又不过是使吉卜赛人从一个贫民窟转移到另一个贫民窟而已。

1972年12月22日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对许多吉卜赛人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项法令禁止沿街叫卖，而吉卜赛人中马努斯群的大多数和辛特群的一半靠沿街出售从手帕到地毯等各种手工艺品为生。这个法令对吉卜赛人是个沉重打击，切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西班牙

西班牙的吉卜赛人大部分居住在格拉纳达、巴塞罗那、阿里坎特等地，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特别是1970年以来随着西班牙旅游事业的发展，政府发动了一场拆毁有碍市容的住宅的运动。致使巴塞罗那地区的吉卜赛人小棚屋被官方派人用汽油点燃烧毁。一些提出强烈抗议的妇女被警察抓去剃了光失。而住在格拉纳达著名的萨克罗山洞里的吉卜赛人，被赶到拉查那的西班牙裔居民区去。1971年2月西班牙警察还烧毁了圣阿马罗吉卜赛人住地，6间木屋立即化为灰烬，致使20名吉卜赛儿童及其父母无家可归。

在巴塞罗那，一些慈善团体资助吉卜赛人成立秘书处，它的活动己扩大到南方的塞利维亚、马拉加等城市。政府对该组织冷眼相看，不给予任何资助，因此他们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慈善团体发动自助运动，使马德里南部和阿尔塔米拉的100多个吉卜赛家庭，以及维多利亚的吉卜赛人的村庄50多户人家搬迁新居。在马利奥尔卡改变了过去住房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现在900多户吉卜赛人住进预制件盖成的楼房。在教育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但从吉卜赛人口来看，教育发展的规模仍不能满足需要。在巴塞罗那的拉波罗那住宅区，700个吉卜赛学龄儿童中只有30个进入当地唯一的慈善学校读书。在拉巴斯、萨拉戈萨情况用好一些，200个儿童中有一半人进入靠自由捐助维持的学校。西班牙许多法律条文虽非专为吉卜赛人而立，然而，实际上确被用来迫害和惩罚吉卜赛人。例如地方法令第50条规定每个人都应有固定住所，流浪生活被认为是非法的事。吉卜赛人中过着流浪生活的将近1／5，他们是最穷的，依靠在水果旺季为人采摘水果，农忙时期受雇打短工，做清洁工、白铁工、收废品和做小买卖维持生活，这条法令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正如吉卜赛秘书处一位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所说：“我们的同胞中许多人的生活是悲惨的，他们住的是用下脚料拼凑起来的房子，这种房子一下雨就会被雨水淹没、冲垮，于是这些地方就被用来盖公寓了，我们的同胞被赶走。我们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是家长式的统治，而是相互宽恕和谅解。”

在各受歧视和无出路的情况下，吉卜赛人只好继续流浪，许多人加入移民队伍，有的人到法国的马赛、巴黎等大城市，有的人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区。他们到达那里又首先在贫民窟落脚谋生，从此又开始了恶性循坏。

英国

英国吉卜赛人的环境也十分艰难，以环境保护为借口驱逐吉卜赛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英国曾向荷兰学习，通过了一项设立大篷车营地的条例。尽管没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但由于政府给予地方当局的鼓励和压力较小，大篷车营地开创工作进展缓慢。100多处营地远远不能满足吉卜赛人的实际需要。

政府政策上的改变使某些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根据1968年法令中的特别条款，管理吉卜赛人的权力逐步转移到地方议会，使地方当局有权驱逐吉卜赛人家庭。地方当局以有碍市容容为借口不断驱逐吉卜赛人，烧毁他们的棚屋，使更多的吉卜赛人流离失所，重新加入流浪的队伍。同时，官方指定的大篷车停留场和私人资助的驻地也不断地缩小。

在教育方面，全国吉卜赛人教育委员会经过多年的努力，使吉卜赛人的住宅区建立之前教育形势就有了好转。每年开办一些季节性临时学校，现已有60名国家任用的教师，专门从事流浪的吉卜赛儿童的教育工作，但仍有4000名儿童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希腊

在这个吉卜赛人到达欧洲时最早的落脚点的情况并不太坏。希腊的吉卜赛人有5.2万多人，其中的一半定居在尼格里塔的菲多基和弗莱姆包罗，以及马其顿的左门尼萨，那里有一些吉卜赛人村庄。在各大城市均有吉卜赛人住宅区，其中雅典市的圣巴巴拉住宅区有1500名吉卜赛人，萨洛尼卡郊区有3000名吉卜赛居民。流浪的吉卜赛人家庭，多数靠替农场主采摘烟叶、编筐、修理桌椅、提篮叫卖和其他流动性工作维持生活。

希腊的吉卜赛人成立了希腊罗姆人同盟，该组织属于罗姆包罗国际委员会领导，为争取民族权利和尊严而斗争。希腊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去限制吉卜赛人，但也没给他们任何特殊帮助和照顾。当局深感头痛的是大批没有护照的吉卜赛人于希腊北部和土耳其接界地带随意出入往返，这些人大部分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被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政府强行赶走的。

土耳其

土耳其的吉卜赛人相当多，估计有50万人，其中流浪的比例也较大。伊斯坦布尔有几处吉卜赛人居民区，生活著着1.5万名流浪者的后裔。安卡拉的吉卜赛人贫民窟在辛辛卡亚区。伊兹密尔也居住着许多吉卜赛人家庭。在士耳其的吉卜赛人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只有少数儿童得到求学的机会。尽管土耳其政府并没有专门反对和歧视吉卜赛人的法令和条例，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吉卜赛人，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地方当局，特别是警察，总是持有戒心的。他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得不在公共场所隐瞒自己的身份和语言，表面上接受当地人的同化。他们之中有少数人可以在当地的工厂找到工作，男人有可能被卷烟厂雇佣，女人在纺织厂出卖劳动力。有许多定居的吉卜赛人靠捡破烂来维持生活，他们什么都要，搜集废纸破布、拾废铜烂铁，甚至连未烧尽的焦炭也捡来洗净、晒干后再卖给工厂或家庭使用。在城市的吉卜赛人从事擦皮鞋、扫马路、当搬运工、杂工或佣人等职业，收入均极低微。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城外，一个叫帕帕斯的地方，居住着一群吉卜赛渔民，以捕沙丁鱼为生。这些吉卜赛渔民生活是最贫苦的，他们在卫生条件极差的沼泽地上用木头和泥土建造小小的住房，饮食除了鱼和面包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平时还要节衣缩食为过冬做准备。同其他国家的吉卜赛人一样，搞音乐的人的境遇就不同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些吉卜赛音乐家收入相当可观。他们的许多乐曲和歌曲被录音，发行世界各地。

独联体

前苏联吉卜赛人作家拉科．切伦科夫曾说：“现在苏联很难遇到吉卜赛人文盲，战前却不然，有些集团，如聚集在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没有人识字。今天吉卜赛人的年青一代经过8年或10年的教育，在城镇里几乎无法从文化程度上区别吉卜赛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丢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意识……现在，他们已经自愿地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本身已失去意义，但民族学研究者却对此发生兴趣。”

上述观点其实不过是官方文章的翻版，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吉卜赛人在前苏联是个有名无实的民族，在他们的身份证或护照上填的是茨冈人。在1979年进行注册时前苏联吉卜赛人为20.9万人，据可靠的估计应接近50万人。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和招致麻烦许多吉卜赛人隐瞒了自己的族属，而是用其他民族身份填写。

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吉卜赛人住在俄罗斯，其次为乌克兰。由于对前茹苏联亚洲部分的数字估计过低，因此这项官方统计的可靠性令人怀疑。近年来由于不断移民，使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数字下降，尽管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内仍有许多吉卜赛人村庄。流浪的吉卜赛人己日趋减少，1956年的法令宣布流浪生活为非法，要求各共和国的有关部门为流浪的吉卜赛人安排工作和住房。但也不是现己没有流浪的吉卜赛人，在农忙季节仍有部分吉卜赛人从这个农庄到另一个农庄去打短工或做点小买卖。

自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解散了全俄罗斯罗姆人联盟后，剩下来唯一的吉卜赛人机构是莫斯科罗曼尼剧院。这个剧院有100多名吉卜赛人演员和乐师，在全国享有盛誉，定期到各地巡回演出。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乔．康蒂是作家协会会员，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这是战后在前苏联出版的第一本罗曼尼语书。

在前苏联社会和民族矛盾以及强迫俄罗斯化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吉卜赛人民族意识仍然十分强烈，连上文提到的拉科．切了；伦科夫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未遇到过忘记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吉卜赛人，不论其年多大小或文化程度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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