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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傅斯年和陈寅恪（第1页）

有人认为，傅斯年在留学期间，这样的如饥似渴的求博，是受到他的同学和朋友们的影响，特别是德国柏林大学期间。

陈寅恪、俞大维早在傅斯年之前，就已进入柏林大学读书了。傅斯年进入柏林大学不久，何思源、毛子水、罗家伦等人也相继来到了柏林大学。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inacluster）。一八九零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

在二十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以上的这些人无疑都是其中响当当的存在。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柏林洪堡大学见证了这些学子们是怎样刻苦努力，互相砥砺。

在这些人中，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当属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原籍江西省修水县，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则为其兄弟们的辈份。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和傅斯年一样，也出身于世代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革职。父亲陈三立，晚年号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为晚清著名诗人。

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六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

俞大维回忆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由此可知陈寅恪幼年读书的勤奋和国学功底的深厚。

陈寅恪从十三岁开始随从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后来一度回国，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

其侄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陈寅恪自己也说：“因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傅斯年到柏林洪堡大学时，以前在北大的同学、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也在柏林就读。傅斯年应该是通过陈登恪结识陈寅恪的。

由此便开始了这两个人，传奇一般的友谊。

在柏林的岁月，二人的友谊，多体现在学术旨趣，以及陈寅恪对傅斯年治学方向的影响上。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回忆说：“我们一九二四年五月离美（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么。”

陈寅恪和傅斯年二人的柏林岁月，也许是可以天天见面，且把精力用在了读书上，两人留下的书信文字很少，但将近三年的时光，或主观或客观两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学术兴趣，这也奠定二人未来二十年友谊的基础。

同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罗家伦回忆说：“当时中国留学生读书的普遍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求知欲极其旺盛，又各怀学术创获的雄心壮志。朋友中陈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溯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从保留下来的六十四本之多的陈寅恪学习笔记看，当时除梵文和巴利文外，陈寅恪还学习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吃文、朝鲜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至于陈寅恪一生究竟懂多少种文字，当时学术界中人和日后的研究者皆无定论，据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王永兴说，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另据陈寅恪的再传弟子、台湾学者陈哲三云：“陈寅恪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字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

面对诸种说法，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后来较为谦虚、平和地对外宣称：“一般说来，他能读懂十四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三十六岁以前取得的。”

求学时代的陈寅恪曾自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这是他的志向，也是实至名归的一种境界。

第一个说陈寅恪“三百年第一人”的人是傅斯年，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而在傅斯年之前，虽有人也承认陈寅恪，但更多的人是不服的，比如陈寅恪刚到清华教书，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非常不屑，但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立马就让所有人闭嘴，这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到了抗战时，对谁都不服，甚至踹过蒋介石的狂人刘文典说：“说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陈寅恪排第一。”

但就是这样一个让当时的大师们都推崇备至的陈寅恪，却连个文凭都没有。陈寅恪到过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留学，和傅斯年一样，都没有获得过一个博士甚至硕士学位，哪怕是名誉上的。

陈寅恪后来回国能到清华教书，纸面上条件是不达标的，是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开了后门才进去的。

陈寅恪为何对文凭不上心，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讲，他当时问了叔叔：“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自己从二十岁到德国，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已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自转到德国求学后，傅斯年在史学观点上的表露开始显现，对科学、史学以及治史方法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受陈寅恪的影响。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很明显对傅斯年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傅斯年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学说，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不过，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人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从傅、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处。

在傅斯年的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吕德斯（Lüders），而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所授的课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

当时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毛子水认为，陈寅恪应该是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从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可以判断，他当时开始大量购买这一方面的书籍。

当时两人的相得之情，或许可以在一九二七年陈寅恪的一首赠傅斯年的诗中看出：“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年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传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并在中国建立新学术的宏愿是相当欣赏、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天下英雄独使君”那样的形容词，这显示了他对傅斯年一番事业有怎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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