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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8章 刘晏冤死张伾得援（第1页）

话说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于长安宫中。太子李适即位，时年三十八岁，即唐德宗。

唐德宗即位，黜陟一新，尊郭子仪为尚父，加职太尉，兼中书令，封朱泚为遂宁王，兼同平章事。两人位兼将相，实皆不预朝政。

独常衮居政事堂，每遇奏请，往往代二人署名，中书舍人崔佑甫，与常衮屡有争言，从前在大历十三年（778年）六月，陇右节度使朱泚将部下赵贵家中“猫鼠同乳”的现象作为祥瑞进献朝廷。宰相常衮率百官祝贺，认为是吉兆；而中书舍人崔佑甫在《猫鼠议》中反对，驳道：“物反常为妖，猫本捕鼠，与鼠同乳，确是反常，应目为妖，何得称贺？”

他所言乃是认为猫失其职，如同官吏不惩奸、边将不御敌，是失职的表现，不应庆贺。

常衮引为惭愤，有排挤崔佑甫之意。及唐德宗嗣统，会议丧服，崔佑甫谓宜遵遗诏，臣民三日释服。常衮以为民可三日，群臣应服二十七日乃除。

两下争论多时，常衮遂上奏弹劾崔佑甫率情变礼，请朝廷加以贬斥，署名连及郭子义、朱泚二人。

唐德宗乃罢黜崔佑甫为河南少尹。既而郭子仪与朱泚，上表奏称崔佑甫无罪，唐德宗怪他们自相矛盾，为此召问隐情。郭子仪和朱泚二人俱解释说前奏未曾列名，乃是常衮私下署他们二人名。

唐德宗李适因而怀疑常衮经常为人欺罔，于是贬他为潮州刺史，便令崔佑甫代相，格外专任，真个是言听计从，视作良弼。

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唐德宗李适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唐德宗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唐德宗李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放出。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在生日时，又拒绝各地的进献，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归度支，以代租赋。唐德宗李适的作为，的确显示出新君登基以后的新气象。

诏敕颁布到淄青，军士都投戈顾语道：“明天子出了，我辈尚敢自大吗？”

李正己兼辖淄青，也不由不畏惧起来，愿献钱三十万缗。

唐德宗李适因辞受两难，颇费踌躇，特与崔佑甫商议处置方法。

崔佑甫奏请派遣使者宣慰淄青将士，就把这三十万钱，作为军士们的赏赐。此计固佳，但中知者即能计及，而唐德宗尚未能想到，其才可知。

唐德宗满口称善，即令照行。果然李正己接诏，格外愧服。至唐德宗生日，四方贡献，一概却还，李正己复献缣三万匹，田悦也照李正己办法，缣数从同。

唐德宗将其归入度支，充作租赋，凡度支出纳事宜，命吏部尚书刘晏兼辖，且授刘晏为左仆射。

刘晏本与户部侍郎韩滉，分掌全国财赋，韩滉为人太苛刻，为当时舆论所不容，唐德宗乃迁徙韩滉为晋州刺史，专任刘晏司度支事。

刘晏幼年才华横溢，号称神童，名噪京师，《三字经》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之语。刘晏历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使、铸钱使和盐铁使等官职，封彭城县开国伯。刘晏实施了改革榷盐法、改革漕运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宝应元年（762年）六月二十七，唐代宗李豫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

刘宴历任转运盐铁租庸等使，上不妨国，下不病民，尝谓理财以养民为先，户口滋多，赋税自广，所以诸道各置知院官，每历旬日，必令详报雨雪丰歉各状，丰即贵籴，歉乃贱粜。或将贮谷易货，供给官用。如遇大歉，不待州县申请，即奏请蠲租赈饥，由是户口蕃息，庚癸无呼。

刘晏又在他主管的食海盐区，对第五琦推行的榷盐法作改革。他既坚持了原先的官营原则，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私商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赢利，刘晏奏罢诸道对商人盐舟过境及使用堰埭的加征税，又于诸道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查私盐。这里刘晏用“官商分利”的禁榷制度取代了“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较好地适应了民间商业发展的趋势，因而“官商分利”的基本原则一直为后代封建政府的禁榷制度所沿承。就当时的财政收益来说，“官商分利”的销售原则，调动了私商贩盐的积极性，适应盐的销售细碎化的现实特点，官营盐业的赚利倍增。

与此同时，刘晏故意提高造船价格，留有羡余，避免因官吏贪污挪用公款而造成资金短缺，设法保证官造漕船的质量。刘晏雇佣水手，又在黄河沿岸六百里屯驻军队，防止漕粮被劫，从而完善了督航与护航的设施。刘晏改革漕运收到奇效。究其有异于前任的特色，在于他在漕运的各个环节均贯串了国营的原则。

唐朝自安史之乱起，连岁用兵，饷糈浩繁，人民耗敝，亏得朝廷用了刘晏，得以酌盈剂虚，不虑困乏。刘晏又自奉节俭，室无媵婢，平居办事甚勤，遇有大小案牍，立即裁决，绝不稽留，后世推为治事能臣，理财妙手。名不虚传。

刘晏的安排细致到如下所述，各道的巡院都招募快骑。每隔不远的距离就设置驿站，各地物价高低和其他情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没几天刘晏就能知道，这样就能够调节物价高低，让全国物价没有大起大落而保持平稳，他自称能如同看见在全国流动的钱。每次上朝，骑在马上都用鞭子计算财政的情况。天一亮就开始办公，到半夜才休息。即使休假也不会休息。公事不论紧急与否，刘晏都是当天处理完。

刘晏所住的修行里十分朴素简陋，伙食俭朴，家中没有小妾和婢女。由于刘晏任要职时间长了，朝廷中如日中天的宰相和其他高官显职多是刘晏的门生。长江、淮河一带的茶叶、柑橘、奇异的珍宝、美味的食物等，刘晏总想着抢先于当地进贡到京城，导致即便当地截断交通，禁止在当地进贡前运出，刘晏总能抢在各地进贡到京城之前出高价买到。因此妒忌怨恨的人就更多了。刘晏对各地有名人士没有不赠送答谢的，其中敢说话的人，刘晏都用好处打点，使他们不会说关于刘晏坏话。因此议论者大多数落刘晏是在耍弄权术保持地位。大历年间沿用旧政，国家军队行政开支都靠刘晏，不曾检点节制。

崔佑甫又荐引杨炎为相，杨炎心胸狭隘，崔佑甫曾经推荐杨炎与自己同任宰相，杨炎却在专权后对崔佑甫的举措多加破坏；道州录事参军王沼曾对杨炎施加小恩，杨炎便对王沼大加荐举，将王沼提拔为监察御史。

杨炎对元载感恩戴德，尤其敌视那些曾经参与处置元载一案、进而使自己也受到牵连被贬道州的人。

早先，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后来在元载之案，主要由刘晏审理，元载被杀，作为其余党，杨炎也受到连累被贬，因此他对刘晏深加怨恨。

及杨炎入任同平章事，挟嫌怀恨，日思报复，他见刘晏以理财得宠，遂就财政方面上想出两大计划，想在此方面显示能力，压刘宴一头，企图入

试唐德宗，令刘宴失了皇帝信任，然后步步为营，除掉此人。

第一招是请将天下财帛，悉贮左藏库，这事本是唐朝旧例，唐中央财赋，本储存在太府寺所属的左藏库。由太府每年四季报告，尚书省的比部进行审核。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初年，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遂将租赋移贮宫廷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宦官中饱私囊，账目混乱，不可究诸，同时又将公赋变作皇帝的私财，

弊端百出。

杨炎拜相后，首先提出国家租赋不能变成皇帝私产，建议把大盈内库财赋仍拨归有关部门管理。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重新设置左藏库，只是从中选择部分精致之物入藏大盈库。这样，就恢复了安史之乱前国家公赋与皇帝私藏分管的制度，维护了国家公赋收支独立的原则。不但中外视作嘉谟，就是唐德宗亦叹为至计。

第二招是请创行两税法，唐初国赋，分租庸调三项，有田乃有租，有身乃有庸，有户乃有调。玄宗末年，版籍浸坏，诸多失实。

杨炎请量出制入，酌定赋额，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十六为中，十二为丁。以贫富为差，行商税三十之一，居民照章纳税，两次分收，夏不得过六月，秋不得过十一月，所有租庸杂徭，悉数裁并，但就上年垦田成数，均亩收税，于是民皆土着，确实不虚，这便叫作两税法。两税之法，利弊参半，陆宣公尝痛论之，但后世尝奉为成制，无非以简易可行耳。

唐德宗依次施行，第一法是叱嗟可办，就在大历十四年冬季移交，第二法须劳费手续，特在唐德宗纪元建中，郑重颁诏，且预戒官吏，不得逾额妄索，多取一钱，便是枉法，民间颇称便利，情愿遵行。

杨炎既得主心，遂复进一步用计，上言：“尚书省为国政大本，任职宜专，不应兼及诸使。”

建中元年正月二十八日（780年3月9日），在杨炎的建议下，唐德宗李适罢免了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声称是把权力收归尚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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