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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不错,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光等着别人施
舍自己坐享其成。”
“你们教会不是宣传富人和穷人平等吗?你们不是主
张要救济穷人吗?为什么我来了你却拒之门外外呢?”
于是神父只好给他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吉卜赛老人走了以后,神父对我说:“不要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总是不劳而食。”我却回答说:“这是意外收获,因为我是研究吉卜赛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回答,使可伶的神父莫名惊诧。的确这位天主教神父的怀疑的眼神我并非是第一次见到,在意大利研究和同情吉卜赛人被看成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我和意大利学术界人士的多次接触中,经常遇到这类问题,甚至在民间交往中也不断听到“你为什么要研究吉卜赛人?”的声音,我同情吉卜赛人,各民族应该和睦相处,吉卜赛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有其特殊性等等的说法,并不能使我的听众感到满意,只是友谊和时间不再使我们争论下去。
欧洲人当然也包含美洲和亚洲人对于吉卜赛人的歧视,使吉卜赛文化和非吉卜赛人文化之间的鸿沟变得无法弥合。1499年1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颁布“梅第纳土地实用规则”,其中规定禁止吉卜赛人在西班牙国土内漂泊流浪,违反这一法令者要处以鞭笞、割耳朵乃至驱逐出境的惩罚。这是禁止吉卜赛人保持传统文化的最初的歧视性法令,至西班牙查理三世在1783年10月签署的“制止和惩办吉卜赛人的漂泊流浪和其他不法行为的法令”,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仅西班牙国土内就制定了100多项对付吉卜赛人的法令,在其他国家,限制和禁止吉卜赛人流浪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也层出不穷,这些法律措施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吉卜赛人的刑事犯罪,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限制吉卜赛人保持流浪的传统。吉卜赛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他们最根本的观念是使自己区别于非吉卜赛人社会及文化,并且认为漂泊流浪,不入乡随俗是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最好方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所在国当局对于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别恼火,认为他们不听指挥、不服管理,在城市、乡村随便出入,并对他们的语言、服饰、看手相、卖艺及其他传统习俗均格格不入,因而在具休的诉诸法律的审理当中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做出不利于吉卜赛人的判决。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含糊其词的和不能自圆其说的。
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无论政府还是学术界对于除主体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并不承认,只冠以“文化共同体”或“少数语言集团”的称谓,对于吉卜赛人做为一个民族自然更不承认了。在比利时吉卜赛人被视为“国籍未定”者,无形之中吉卜赛人的就业、福利、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均被剥夺。在德国,由于吉卜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找中遭受修无人道的迫害,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元辜,也有部分人侥幸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因而近年来政府决定对吉卜赛人给予赔偿,但受过迫害的人每人只拿到5000马克的赔偿金,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两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法国部分贫穷的吉卜赛人可以领取救济金,但有关当局及法律规定,吉卜赛人及其他流功居民的子女必须在正规学校就读,家庭领取救济金的多寡与子女入学与否联系在一起考虑,因而如果吉卜赛人继续流浪或子女不在固定学校就读将失去救济金。
近代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吉卜赛人定居,各国政府想为吉卜赛人提供方便,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吉卜赛儿童的入学率。如匈牙利不到60万的吉卜赛人中40%的人仍分于十分贫穷落后的状况,他们住在乡村的小木屋中,缺乏自来水和照明设备,在城市里部分吉卜赛人生活水平低下,有的五六口人家庭也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中,匈牙利政府对于这些贫穷的吉卜塞人提供了部分住房,为他们安排工作,希望把他们纳入国家发展的正常渠道,但弥合吉卜赛人文化同匈牙利人文化之间鸿沟的这种努力并不一定普遍得到吉卜赛人的赞扬,住进房租低廉的新居和迸入工厂的部分吉卜赛人感到他们将会失去传统的社会结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吉卜赛人的社会组织克里斯或者说家庭再也无法对其成员进行管理或履行其社合职能,从而使克里斯失去作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都会改变,被同化的威胁使他们探深感到不安。因此有些人宁愿生活在自己人当中而不愿搬进新居。
吉卜赛人由于世世代代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们形成并保留了许多与众不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除去文化上的价值观念以外,还有一种对于他们来说至共重要的“不洁”观。凡是生活在吉卜赛人共同体中的成员,都必须遵守族内的一切清规戒律,如果有人违犯了这一点,经过长老裁决后,即被判力“麦里姆(Mer——ime)”。这意味着他玷污了族内戒律,而成为“不洁”的人。这种人受到全族人的回避和冷落,轻者要受到罚款的处分,重者将被逐出族外。
为了避免有人成为不洁的人,从小进行洁身自爰的教育,并使用戴护贞布等原始手段来保护童贞,至结婚典礼时还要验贞。婚后如有通奸现象,也要被判为不洁的人,丈夫,甚至丈夫的兄弟都有权惩罚失去贞操的妇女。历史上曾流行过极为残酷的惩罚办法,如割鼻子,削耳朵,甚至砍断手脚。有的部落对失贞的已婚妇女要进行公开的审判,由长老主持,对犯有通奸的人进行严历处罚,当着全部落人的面,把犯人绑在树上,大家轮流用皮鞭无情地鞭笞,还要被捆绑一日一夜,然后驱逐出部落。由于被打的人留下了无法治愈的伤痕,任何部落也不会收留她。
为了维妒吉卜赛人共同体的纯洁,不允许他们的成员同异族结婚。对于妇女尤为严格,希望她们进量不同外界接触,避免发生与异族男人通婚的现象。实际上吉卜赛人很少同异族通婚,对违犯这一戒律的人要被称为“麦里姆”并被逐出族外,如果非吉卜寨血统的人愿意成为吉卜赛人的话,经长老同意和履行仪式后也可和吉卜赛人结婚。这种情况一般是吉卜赛把妇女常和异族男性的结合,这位倾心于吉卜赛女郎的男人必须宣誓效忠吉卜赛人共同体,爱护他的妻子以及婚后按吉卜赛人风俗习惯生活。这些原则决不允许背叛,否则要遭到全体吉卜赛人的报复。
吉卜赛把女一旦怀了孕就要回避一切人,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英国这段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在德国要更长些,孕妇将独自生活六个星期。隔离期间,孕妇必须戴上手套才能迸行烹调,否则道就是不洁,违反了戒律。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孕妇先要到教堂去举行仪式或请长者出席宴会,然后孕妇才可能回到家庭或集体中去。到孕妇临产时,要在远离宿营的地方为她搭一个帐篷,然后把她送到那里,因为吉卜寨人妇女不准在家里或自己的大篷车里生孩子。生产期间除丈夫和产婆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触产妇。这种习俗除认为产妇不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吉卜赛人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民族,从千百年的流浪生活实践中,他们养成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让产妇和婴儿接触宿营地每个人的话,难免有染上疾病的危险,因此用这种古老的传统保护产妇和儿童是十分必要的。生产后的两周内,产妇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使用过的衣服、被褥、生活用品、餐具等都要销毁或扔掉,吉卜赛人认为这些东西一经产妇之手己变成不洁之物。
吉卜赛人不仅认为孕妇、产妇是不洁的,而且月经期间的妇女也是不洁的。因而也有许多忌讳。在德国,吉卜塞妇女月经期间不能为男人做饭,不准接触餐具,特别是不许将自己的内衣放在男人附近的地方。在波兰尤甚于德因,吉卜塞妇女的裙子如果碰到男人的帽子,这顶帽子就变成了不洁之物,必须扔掉。女人洗内衣时要与男人的衣服分开,内衣裤在晾晒时甚至要找个不易为人发现的地方。此外,如果无意之中妇女从餐具上跨过去,那么这些餐具也变成了不洁之物,不能再用了。
不过,吉卜赛人的“不洁”观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是保持清洁,这与所谓吉卜塞人脏里脏气,原始野蛮的说法刚好相反,他们异常重视个人卫生和纯洁的性行力,甚至有些地区,如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参加婚礼的吉卜赛人都必须先洗个澡,不能把“不洁”带到新婚夫妇家。这种习俗同他们过去的流浪生活有很大观系。在他们到处宿营的日子里和群居的生活中,遵守日常生活的纪律和保持清洁卫生是十分必要的,这观系到全体成员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危,因此吉卜塞人的“不洁”观也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
吉卜塞儿童上公共学校就因为习俗不同而闹一些笑话或冲突。在学校用午餐,几个孩子一起上厕所,男女孩在游戏中手拉手和上生理卫生课都使吉卜塞儿童不知所措,因为这一切都违反他们的“麦里姆”。这也是吉卜塞人不愿让子女上小学的原因之一。吉卜塞人大多数是文盲,由于传统的流浪生活,他们不重视读书、写字,加上上述原因,要说服吉卜塞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公共小学读书是一件颇费口舌的事。
五、内部社会结构
绪言
欧洲曾经流传过这徉的一个故事,一辆马拉的吉卜赛人大篷车在流浪途中陷入泥沼,他们从车上下来,边推边向圣母祈祷:“仁慈的圣母请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车能从泥中推出来,我们一定向您供奉一支和我们身体一样大的蜡烛。”当马车开始移功时,那支许了愿的蜡烛就缩小到脚那么大,马车往前移功一步,再许愿蜡烛就变成脚指头那么大了。马车赶出泥沼,蜡烛的许愿就成为泡影了。他们会对圣母玛丽亚虔诚地敬今札,并且说:“仁慈的圣母,您对我们这些穷人是一定不会苛求的,我们对您保持敬意比奉献给您蜡烛更好。”
这个故事要说明吉卜赛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且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通常采用所在国的宗教仪式,在历史上他们曾皈依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这种信仰往往同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分不开,因而不能不说包含了权宜之计的成份在内。
在他们刚离开印度的时候,吉卜赛语言中只有一个泛指的词——神,他们并没有坚定而专一的宗教信仰,比较容易接受足迹所到的国家的宗教。在拜占庭时代,他们成为基督徒。在14世纪开始的时候,在希腊各岛他们参加了东正教礼仪。
在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人战争期同,吉卜赛人和当地居民一样,饱尝了战争和统治交替变更之苦。有据可查,1442年在意大利波罗涅和1427年在巴黎“吉卜赛怅悔者”倾诉了战争给他们所带来的悲惨处境,特别是统治者的不同宗教信仰,使他们无所适从。
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里,许多吉卜赛人仍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其他人则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前者的处境比后者要困难得多。当时每个公民必须缴纳税款,然而根据宗教信仰不同,纳税数量也不同。如17世纪在南阿尔巴尼亚,士耳其帝目规定吉卜赛穆斯林交18O阿斯普利,而基督徒要交纳250阿斯普利。
朝圣
吉卜赛人在从罗马教廷统治下游离出来的国家里开始处境比较好,在希腊他们不但同希腊教徒有来往,而且同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朝圣者有联系。从他们进入欧洲开始,就在谈论上帝和成为朝圣者。在中世纪的时候,朝圣者是受人尊敬的,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神职人员都对朝圣者给予帮助。
1422年在罗马的朝圣更有利于他们的流浪生涯。他们旅行到意大利后,教皇给他们签发的信件派了很大用场。此后7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朝圣为他们的流浪生涯铺平了道路,保证他们成为各城镇教会、教徒和其他居民的受欢迎的客人。以教皇、教会、国王的名仪签署的通行许可证,允许吉卜赛人到各地去朝圣,而且并不限定朝圣的目的地。有的时候也提到某些圣地,如罗马的圣彼得墓、至保罗墓或贡波斯泰拉的圣贾科摩墓等,但并不是非去这里不可。而且任何道路都可以通向这里,因此,实际上允许吉卜赛人以自己的方式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朝圣,这就为他们的流浪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世界范围的朝圣是由教皇首先提出来的,流浪到欧洲的吉卜赛人立即响应了这一号召,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找到最好的庇护。1427年在法国巴黎和亚眠、1429年在杜埃、1429—1430年在荷兰的乌特勒支、鹿特丹和比利时中部、1436年在法国讷韦尔、1447年在奥利、1462年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贾恩、1470年在安达鲁西亚的安都哈尔他们都畅行无阻。在荷兰从1496—1518年教皇为他们签署了三次通行征。一位“小埃及的勋爵”1505年到达苏格兰的时候.,被苏格兰国王当作教皇推荐的贵宾接待。有的时候,朝圣者还要求所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如1435年一位“埃及伯爵”付不起哈卡海关的通行税,便以去西班牙朝圣为由申请免税。
一个多世纪以后,在意大利著名朝圣结束时,一位教皇的代表接受了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发给他一张通行证,可以安全抵达和朝拜世界各地圣地。153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储、坎布莱西斯的主教和公爵罗伯特·德·克罗伊同样同意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为他的朝圣提供方便。
但是在以后由于地方当局的怀疑,教皇的信件逐渐失去作用。米兰大公弗朗西斯科在1539年责备吉卜赛人“在伪装的宗教信仰和短暂的祈祷忏悔的外衣下,浪迹天涯海角”。1553年,即他的继承人执政5年之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对待吉卜赛人以朝圣的名义流浪异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宗教改革和伴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才结束了教皇为他们到各地朝圣所签发的信件的作用。
朝圣经常是虚构的,这是四处迁徙的最好借口,并可以在宿营地获得停留和补给的权利。
实际上吉卜赛人中也有一些虔诚的教徒,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信仰,在四处漂泊的生活中包含着朝的内容,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利用盛大节日期同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习俗,比较容易地找到维持生活的手段。
在有关的地方志上也曾记载了吉卜赛人朝圣的情况。在1508年一些过路的吉卜塞人为了去南泰斯,他们得到法国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的恩准停留在圣.米盖尔山。1600年在马莱萨斯,而查尔勒斯故意捉弄他们,朝圣不应该那么舒适,让他们步行。
在法国圣.维拉茵存圣物的阿里塞教堂附近经常看到许多朝圣的吉卜赛人,特别是在18世纪初,他们受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警察的不断盘问。一个吉卜赛妇女在1734年曾去那里祈求上帝治愈她的癫痫病。
在意大利莫德纳区,一个被逮捕的吉卜塞人声称,两天以前他的家庭曾到埃米利亚的雷焦市的吉亚拉圣母院去朝拜雷焦圣母像。
在西班牙吉卜塞人去格林纳达或到莱昂参加多明我会的庆祝活动,或去马德里朝拜城市女神——圣安娜。
在近代比较著名的朝圣是在法国南部加马利岛的拉梅尔的圣玛利(又叫拉梅尔圣母院)。这种巡礼原是欧洲基督徒朝拜至女玛利·贾科摩和玛利·萨罗美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起源于1448年,当时昂克家族发现了圣人遗物,并加以供奉。至16世纪时,这种仪式盛行于欧洲。吉卜赛人在这个时期大规模流浪到欧洲,他们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身份去参加巡礼。当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遭到所在国当局的迫害,并为他们的流浪生活提供方便,同时朝圣也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同欧洲人一样,最早他们也是向圣玛利·贾科摩和圣玛利·萨罗美朝拜,但以后吉卜赛不再向基督教的这两个圣女朝拜,而是以天主教的方式向他们自己的圣女萨拉朝拜。黑圣女萨拉是圣玛利的使女,吉卜赛人特别崇敬黑圣女,视为自己的同胞和主宰,并敬奉力守护神。
祭祀黑圣女萨拉的起源在吉卜赛人中也是神秘莫测的。有史可查的,在17世纪一个吉卜赛女婴在洗礼中接受了萨拉的名字,那是在1632年,驻在法国讷韦尔的圣·维拉茵的雅克·豪贝尔上尉连队的埃及人(指吉卜赛人)查尔勒斯·德·拉·图尔和玛利·雷内德的女儿在受洗时得到这一荣誉。在此之前,萨拉的名字似乎没有出现过,尚未在这非地区被认识。19世纪以后,吉卜赛人开始到上述的加马利岛去举行巡礼。每年5月24—25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吉卜赛人,乘著马车或汽车赶到那里参加祭典。一位名叫弗莱德利克.米斯特拉尔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1855年他在圣.玛利所做的旅行:“教堂格外地充满了朝拜的人群,有阿尔勒的妇女,有病人,有吉卜赛人,一个挨着一个。特别是吉卜赛人,他们点燃了许多大蜡烛,但是只在萨拉的祭坛前,特别是他们的信仰,萨拉是属于吉卜赛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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